随着两伊战争的持续以及伊朗统治阶级内部在战还是和的问题上的分歧正规配资之家，伊朗的统治精英们开始了对伊朗未来政治发展的反思。
1、霍梅尼的原定继承人：蒙塔泽里
在1989年伊斯兰革命十周年纪念时，广播台在采访共和国高官并问及如何看待过去十年时，回答的内容各有不同。哈梅内伊的回答是，他想建立一个特别管理学校，教一些革命需要的技能。穆萨维·阿尔达比里指出，政权缺少成熟和清晰的政策尤其是在文化活动方面。拉夫桑贾尼则称，他可能会阻止战争的爆发，并表示“我们的观念不切实际”。
而蒙塔泽里走的更远，他说：
“我们必须避免空洞的庆祝和欺骗性的作秀…我们必须从过去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因为我们过去只有口号，而这被证明是错误的。今天，伊斯兰意识形态已经证明，它能够从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来统治社会。由于伊斯兰教法学家和领袖们在过去并没有卷入政府治理，不认为有一天政府会到他们手里，因此他们很少研究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只注重研究宗教问题。当今研究和分析问题的责任应该属于科学家和学者。”
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作为霍梅尼的原定继承人，在20世纪80年代末被取消了继承资格，他的政治起伏在一定程度上了反映了伊朗政治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变化。
出生于宗教世家的蒙塔泽里从小就被送入伊斯法罕的一所宗教学校学习，后来在库姆神学院拜霍梅尼为师，继续深造。早在五、六十年代，蒙塔泽里曾积极参加霍梅尼反对巴列维国王的伊斯兰运动，霍梅尼被政府逮捕后，蒙塔泽里多次发表营救演讲，反对当局暴行，在纳贾夫巴德市引起了当时为期一周的罢工。
蒙塔泽里因反国王活动于1963年被捕入狱，获释后他去伊拉克秘密会见了流亡中的霍梅尼。1974年，他在巴列维实施的一次大镇压中再次被捕入狱，并被处以十年有期徒刑。1978年10月27日，因反国王的群众运动高涨，他被提前释放。蒙塔泽里在坐牢期间曾与人民圣战者组织有联系，研究、阅读过该组织的书籍和出版物。
1978年12月，在巴列维国王倒台的前夕，他到巴黎会见了霍梅尼。霍梅尼授权他作为自己在国内的全权代表。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蒙塔泽里担任了革命委员会委员、宪法专家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作为霍梅尼的得意门生之一，霍梅尼曾说，蒙塔泽里是他的“生命结晶”。
霍梅尼的儿子艾哈迈德对他也极为称赞，说蒙塔泽里在反对巴列维国王的长期斗争中，“事迹要比其他宗教领袖突出得多”，“将来肯定会接任革命领导的职务”。
早在1981年，霍梅尼就开始为蒙塔泽里的接班做准备，蒙塔泽里不仅获得了“大阿亚图拉”的头衔，霍梅尼和蒙塔泽里二人的画像在许多公共场合并列悬挂。尽管蒙塔泽里是霍梅尼的忠实信徒，但外报认为蒙塔泽里是比较“温和”的神职领导人。因为他主张调整伊朗的对内对外政策，倾向于“实现政权民主化和通过谈判结束两伊战争，主张独立自主，警惕“两霸”，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和合作。他不主张把“最好的智囊人物赶出他们极有价值的工作岗位”。
他曾表示，“仅仅在前政权统治下从事自己事业的高级专业人员”，“只要他们现在不是反革命分子，就可以任用。据说他很关心下层群众，经常在演讲中表示要维护农民和小商人的利益。”
事实上，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初期，蒙塔泽里是霍梅尼教法学家治国理念的积极追随者。他认为教法学家的领导权应当是一种独立的权力，应当凌驾于行政、立法和司法等权力。
他甚至提出，“如果教法学家能够兼任总统就更好，不然总统就应当在领袖的指导下履行他的职责。”
他认为，那些反对教法学家统治的人是对自己信仰合法性的不自信，而且想着讨好国内的知识分子和西方的傀儡。
2、何以被踢出继承人？
蒙塔泽里是霍梅尼追随者中最杰出的一名教士，有着深厚的革命资本和宗教资本。但是后来蒙塔泽里经常与霍梅尼圈子之外的人联系，慢慢变得独立，甚至公开反对伊斯兰政权的政治体制。
1986年，蒙塔泽里的一位亲戚赛义德·迈哈迪·哈希米，将伊朗与美国进行武器交易的事情透露给了黎巴嫩媒体，将霍梅尼置于尴尬境地。这次事件的发生使霍梅尼决定不再信任蒙塔泽里。1987年6月，霍梅尼下令建立教士特别法庭，审判哈希米及其同伙。8月，哈希米被审判，9月被判死刑。1988年10月1日，蒙塔泽里写信给总理穆萨维，批评政府统治下的食物短缺、通货膨胀、持续失业、管理失误，还有维持高代价的组织和机构。
而且他还反对革命卫队和殉道者基金会干预经济，指责司法和安全组织的残忍行为，指责政府机构在内外政策上缺乏统一性，忽视人民和革命的真正价值。
1989年2月，蒙塔泽里宣称，伊斯兰革命的十年纪念庆典应当被用来反省过去所犯的错误，因为我们在过去所用的口号被证明是错误的。伊朗年轻的革命者对他们在伊斯兰政府下的生活感到愤恨是正当的，因为在他们获得的东西和他们曾被许诺的东西之间存在差距。他还警告广播和电视台不要成为少数人手中的垄断工具。
1989年3月21日，伊朗前总统巴尼·萨德尔在接受《美国之音》波斯语节日采访时，宣读了蒙塔泽里去年7月写给霍梅尼的一封信，信中指责霍梅尼对大规模处死政治犯负有责任。
翌日，英国广播公司波斯语节目也报道了这件事。3月24日，霍梅尼在一篇措辞强硬的讲话里没点名地对蒙塔泽里提出批评，“天真幼稚、头脑简单的人，受了伊斯兰共和国敌人的影响，变成了自由党人和伪君子们的代言人”。3月25日，霍梅尼致信蒙塔泽里，责令他要么“否认”他的信件，要么“为了伊斯兰革命的崇高利益”而“辞职”。蒙塔泽里选择了后者。
3月27日，蒙塔泽里复信说他是个“献身的、忘我的、顺从的战士”，明确宣布他不准备当接班人。
随后霍梅尼再次回复，指出领袖的责任是沉重的和庄严的，而蒙塔泽里所表现的能力远远不够。他说：“每个人都知道你是我生命的结晶，我非常地钟爱你”，但随后又激烈地批评蒙塔泽里与不合适的因素联在一起，包括霍梅尼认为是政府敌人的人，如迈哈迪·哈希米。他建议蒙塔泽里为了防止以前的错误再犯，“应该将一些不合适的人清出你的房子，认真地阻止那些反伊斯兰体制的人去你家”。
在伊斯兰革命十年纪念前夕，蒙塔泽里对政府提出了公开的批评。霍梅尼的儿子艾哈迈德·霍梅尼在给蒙塔泽里的一封信中列出了一连串的控告，指出让蒙塔泽里作继承人对革命是有害的，他指责蒙塔泽里忽略了霍梅尼的警告。
1989年3月28日，蒙塔泽里被要求辞去领袖继承人的资格。被取消领袖继承人资格后，蒙塔泽里的活动受到严密监视，但他继续向政府提出挑战，批评政府政策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3、知识分子的蜕变
伊朗的知识分子在伊斯兰革命之前一直比较活跃，他们不仅主张反对巴列维王朝的专制，反对帝国主义也是他们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伊斯兰革命中，他们与霍梅尼走到了一起，为推翻巴列维王朝起到了重要作用。革命胜利后，他们对推翻王朝专制充满了喜悦，希望重新获得言论自由，并对新政权充满了希望。
因此，革命后许多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在伊斯兰框架下讨论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因此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宗教知识分子”，宗教知识分子也从而成为伊朗知识分子的主流。
但随着巴扎尔甘的下台和巴尼·萨德尔的流亡，以及文化革命的开始，无论是宗教知识分子还是世俗知识分子在伊朗的境遇都变得困难，许多知识分子被清除出大学，思想和言论自由受到了限制。
甚至在两伊战争中，国家面临外部战争之时，伊朗的知识分子们也处于不被信任的状态。
如伊朗的著名作家迈哈穆德·达瓦拉塔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当战争开始时，我正在负责戏剧方面的工作。我们在《消息报》上呼吁，我们准备了12部剧本准备在前线放映。我们说我们仅仅是为了上前线…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并不是说知识分子没有参与到反伊拉克战争的努力中，这不是真的。当局认为知识分子是非宗教的，他们修建了一堵墙，把知识分子放在了墙的那一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不被伊斯兰共和国信任的，搁在一边被当做反对者。”
在两伊战争末期，战争的重负和伊斯兰政权的内部分歧使得国内争论渐起。对于国内的伊斯兰化政策和持续的两伊战争，知识分子内部也出现不同反应。其中部分人选择沉默，部分人开始将文化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还有很少一部分人仍然寻求言论自由，对政府政策进行批评。
在这一时期，伊朗知识分子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阿卜杜勒·卡利姆·苏鲁什，他在西方政界和学界被视为继阿里·沙里亚蒂之后伊朗最重要的知识分子。
他的大部分著作被译成阿拉伯文、土耳其文、印度尼西亚文、英文、法文和德文等多种文本，在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广为流传。
苏鲁什于1945年出生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高中阶段是在德黑兰的阿拉维高级中学度过。大学毕业后，他在军队中服了两年的义务兵役，后来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并获得分析化学专业的硕士学位。随后他又到了位于伦敦文化中心的切尔西学院求学，并于1979年获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博士学位。
1979年革命胜利后，苏鲁什被任命为德黑兰教育学院伊斯兰文化系主任。1980年被霍梅尼任命为伊斯兰文化革命委员会7名成员之一。1983年后，他辞去所有官职，在德黑兰大学讲授科学哲学，研究伊斯兰神秘主义哲学，尤其是鲁米的长诗《玛斯纳维》。
他的评判态度开始于两伊战争末期，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宗教知识的缩小和膨胀理论》。他指出，当不变的宗教真理存在时，我们对它的理解应当根据其他领域的知识而变化，尤其是在科学和哲学领域的知识。
苏鲁什认为，根据国家对宗教不同侧面的强调，对宗教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强调宗教的“内在信仰”；另一种是强调宗教的“外在行为”。
相应地，就出现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宗教社会：强调前者的是“真正的宗教社会”；强调后者的是“表面的宗教社会”。苏鲁什指出，一个“表面的宗教社会”不是“真正的宗教社会”，看一个社会或政府在宗教上是否虔诚，要看它能否让穆斯林群众自由地选择和拥有宗教信仰。
“表面的宗教社会”是以宗教学者的宗教信念及教法为转移的，而历史上宗教学者和教法从来不是伊斯兰的核心，也不是伊斯兰的全部。因为它倾向于把教法强加给穆斯林，并试图把穆斯林大众的各种宗教经验和意志用整齐划一的办法加以控制。意志和信仰多元性的缺失，导致真理被一些人垄断，从而出现精英主义。“表面的宗教社会”最主要的特点是通过各种手段去强求人民遵守官方规定的宗教仪式，而不顾人民自身对宗教的不同理解，或者人民的内心是否真正信仰这些规定的宗教仪式。
而在“真正的宗教社会”中，政府不因其宗教义务和权力来管理人民，人民也不因其宗教义务而参与政府，国家和社会强调“内在信仰”的价值与意义。在“真正的宗教社会”，制定法律的基础是人民的信仰，法律也会随着不同时代的人民的理解变化而调整。因此，理想的伊斯兰国家的性质是由大多数人的信仰和意志来决定，不是由社会上层或精英人物来定义的。
对于伊斯兰教的作用，苏鲁什认为，伊斯兰教虽然是反对压迫的有利武器，但建立一个具有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国家和社会则是一场瘟疫，为保证构建一个自由的宗教社会，伊斯兰教必须从国家意识形态中被清除。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的社会不能容忍多元性。“打开意识形态的大门必然导致自由思想之门的关闭。”
他指出，宗教的存在在于它的弹性，当宗教变得完全可以触知、透明的时候，它就丧失了它的深度和神秘性，慢慢蜕变成仅为组织一定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的工具。
4、霍梅尼遗嘱
早在1983年，即两伊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时，霍梅尼就拟定了一份遗嘱。这份遗嘱在一定程度上是霍梅尼对未来政府与伊斯兰教关系、伊朗各权力机构的职责，以及伊朗与西方关系等问题的全面概述，同时他还指出了当前伊朗存在的问题。
此外，霍梅尼还在其遗嘱前言中指出，“我的政治宗教遗嘱不仅仅是写给伊朗人民的，而且是对所有穆斯林人民以及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忠告，无论他们的国籍和教义是什么。”
因此，霍梅尼在遗嘱中还多次对其他穆斯林国家提出建议。
在遗瞩中，霍梅尼首先强调了伊斯兰政府的合法性，指出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政府是神圣的统一体，他们的实现保证了今世的昌盛和后世的幸福，伊斯兰教不仅能够消除不公平、专制、暴虐和腐败，还能够帮助人类达到高尚的目标。
“因为不像非宗教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指导并洞悉人们个人生活的每一个侧面，体察社会的物质体系、精神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政治体系、军事和经济体系的意识形态。”
同时，霍梅尼还进一步强调了他“不要东方、不要西方”的政治主张，号召伊朗人以及所有穆斯林要坚信伊斯兰道路。“不要从既不是无神论的东方又不是压迫者的西方的康庄大道上转向，而要更坚定地、忠实地献身于真主指引的道路。”
霍梅尼呼吁“穆斯林人民应全心全意地、富有牺牲精神地、怀着正确的态度去追随伊玛目们的道路，特别是坚持他们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和军事原则。”
在遗嘱的最后，霍梅尼还做了几点声明，其中一条被认为是对蒙塔泽里的批评。他指出，“在伊斯兰革命期间，在某些场合中，我曾高度评价过某些人，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被他们伪装的神圣行为和伪装伊斯兰教的行为迷惑了。那时候他们假装对伊斯兰共和国忠诚并为之献身，但是空言不能换取他们本来不该得到的好处。判断人们的标准应该是他们现有的性格和状况。”
由于这份遗嘱拟定于1983年，因此遗嘱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革命色彩，如霍梅尼对穆斯林和第三世界的建议明显带有输出革命的意味。遗嘱中，霍梅尼对政府部门、伊斯兰议会、宪法监护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等重要机构的要求，尤其是对武装力量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霍梅尼对其身后伊斯兰政权发展的担忧。与此同时，遗嘱也提出了他对未来伊朗政治发展的纲领性建议，如要坚持走伊斯兰政府的道路，坚持走不依附东西方大国的独立自主道路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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